马是否收留引关注 巴难民何去何从？-发现东盟.深读东盟
追溯历史，自1947年联合国通过分治计划，在这片土地分割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独自成国，并将耶路撒冷置于国际管理之下后，双方的大小冲突可说是不曾休止。每当大型冲突爆发，都会让马来西亚的难民和巴勒斯坦人课题再次受关注。
报道：张家威、傅思敏、李佳憓
追溯历史，自1947年联合国通过分治计划，在这片土地分割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独自成国，并将耶路撒冷置于国际管理之下后，双方的大小冲突可说是不曾休止。每当大型冲突爆发，都会让马来西亚的难民和巴勒斯坦人课题再次受关注。
我国会否接受此次遭受迫害的加沙巴国人？又如何处置已身处大马的巴勒斯坦难民？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有支持也有反对
收容巴难民待政府表态
尽管大马联邦政府仍未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课题发布任何正式声明，但政坛和多个民间组织已多次表态，特别是来自东马的声音。
其中，国会跨政党难民政策特委会敦促政府发出允许“临时居留和工作”的特别通行证给巴勒斯坦难民、特委会成员也有持续在国会特别议会厅向政府提问、人权委员会（SUHAKAM）则呼吁政府建立一个全面框架以解决我国的难民状况。
当然，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政党对收容巴勒斯坦难民持反对意见，包括砂旅游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沙巴子民党主席拿督亨利努斯、肯雅兰全民党主席温利山和砂人民心愿协会（SAPA）等，皆对巴勒斯坦难民可能涌入砂拉越的可能性表达了担忧。
尽管深表同情，但工程部长拿督斯里亚历山大曾表示，砂拉越无法收容难民，因为当地还有许多需要额外关注和照顾的贫困人口，同时认为，有能力者应透过捐款方式帮助受战争侵害的难民。
美拉蒂：18万难民中仅占600人
应让巴难民在马念书工作
“我们可以尽量对加沙所发生的一切给予协助，但我认为更应该加大力度为已身处在这里的难民做些什么。”
亚洲商学院研究院副院长兼经济学助理教授美拉蒂表示，赋权难民让他们可以在马来西亚工作及接受教育，是绝对有必要的。
“尤其当我国已如此投入地捍卫巴勒斯坦人，为何还要等？为什么不让已身处在这的人生活变更好呢？”
她补充，马来西亚约有18万名难民，仅占整体劳动力人口0.1至0.2%，因此合法化让难民工作是不太可能对本地人的经济产生影响。
截至2023年10月，我国共有18万4220名登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巴勒斯坦籍占600人。
她形容，难民是一个被政治化的群体，因此人们常常视难民为洪水猛兽。而这场以巴冲突令国人意识到，也许我们能够为这些难民做点什么，至少可以先向大家最同情的群体——巴勒斯坦人提供协助。
盼对所有难民一视同仁
“但我希望有一天，马来西亚会对所有人（国籍/难民）一视同仁。”
美拉蒂指出，自认为一个进步政府的昌明政府，应该签署《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并在难民课题上与联合国难民署（UNHCR）合作，包括给予难民合法工作、接受公共教育的基本人权。
“这些无需耗时的法律改革，也不需要我国签署更多公约，而是现在就能做的，在最终目标为签署公约的期间仍可采取许多措施。”
艾亚：仅将马当中转站
巴难民心心念念返家乡
加沙被围困17年来没有出现严重的巴勒斯坦难民潮，专家表示，这是因为许多巴勒斯坦人始终拒绝离开自己的土地，即使被迫离开，也会寻求一切办法返回家乡。
针对向巴勒斯坦难民发出临时居留和工作证的建议，国际伊斯兰大学（IIUM）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助理教授艾亚透露，其实很多巴勒斯坦难民并没有长居我国的打算，而是当作中转站，等待被转移至第三个国家。
“这里的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来自3个国家，即叙利亚、伊拉克和加沙地带，其实大部分都无意前来或滞留大马，一些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甚至对马来西亚完全没有概念。”
对难民而言，他们只想逃离战火，逃向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只为寻求一个安全、可暂时容身的地方。落脚大马时，则向UNHCR登记为过渡目的地。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他们当中的数百人已经离开马来西亚。
“所以当我们谈到巴勒斯坦人在大马时，他们并没有寻求获得任何签证，也没有探寻是否有长期居留的选项，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敦促UNHCR找办法让他们离开。”
优先选择欧最终目的地
他指出，巴勒斯坦难民优先选择欧洲作为最终目的地，是因为那里拥有成为欧洲公民的希望，“当他们成为欧洲公民，就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巴勒斯坦），他们会以欧洲公民的身分前往巴勒斯坦。
“反之，若他们留在大马，就没办法回到巴勒斯坦了，这也是他们没兴趣留在亚洲的原因。”
更倾向居住雪隆一带
艾亚补充，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其实更倾向于居住在雪隆一带，距离UNHCR办公室较近，方便前往处理安置事宜。
询及若政府允许难民在我国合法工作，是否影响本地人就业机会？他说，大部分在马的难民没受过教育，从事的工作多是一些本地人不会选择的工作；至于受过教育的难民则倾向于到阿拉伯学校教书。
没签公约仍无条件收留
巴难民始终感谢马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感谢马来西亚的巴勒斯坦人。”
艾亚接着说，几乎所有巴勒斯坦人或难民都感谢马来西亚，甚至曾遇到一个已入狱一年的巴国人跟他说：“是我的错，他们（大马人）协助我们，但我犯了法，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他认为，尽管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及《1967年难民地位议定书》，但我国一直以来都友善地依据自己的能力来处置和协助难民。
“倘若签署了公约，则很可能需要被动地接收所有难民，无法自主地根据自身能力来衡量。”因此，他能理解为何大马不签署公约，“因为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发达国家，难以完全承担处置难民所需的一切。”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官网上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10月，大马共有18万4220名登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巴勒斯坦难民占600人。大部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都是来自缅甸，共16万1150人，包括10万7030名罗兴亚人和2万4600名钦族。其余的难民则是来自其他50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也门、阿富汗、索马里、叙利亚、斯里兰卡和伊拉克。
同是挺巴 马印做法不同
大马第一时间表态站边巴勒斯坦，其实多数人民能够理解国家立场；惟由教育部主动在全国积极推动的“巴勒斯坦团结周”，却引起极大争议，原因是该活动从原本的传达人道主义精神，沦为一些学生在教师允准下展示“假枪”和“假刀”，存有暴力带入校园的担忧。
相比之下，贝尼认为印尼的挺巴运动未深入校园。尽管印尼政府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但在做法上非常谨慎。
“这是因为当权派来自温和的民族主义派，长期以来与国内的保守和激进势力作斗争。他们担心，一旦做法过于激进，反而让对手得利，起到反效果。”
蓝中华：两国皆面对保守派压力
为何大马那么“大动作”？中国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博士蓝中华认为，这与国内政治有很大挂钩，马印两国政治都面对国内保守的伊斯兰政治压力。
“往深一层从内政角度来看，大马出现使用宗教作为政治武器的现象，面对伊斯兰党的紧逼施压，昌明政府作为回应方就被迫要做出一个很强烈的反应，来证明他是够宗教化的，不是宗教叛徒。”
他补充，此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该国政治精英大部分倾于以色列，若某人发表对以色列不满的言论，或会遭到亲以色列的团体施压，甚至发动政治压力拉他下台。
“可以说这是一个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外交行为，来服务国内政治的要求。”
至于汶莱，他说虽同为穆斯林国家，但由于汶莱是君主专制国家，没有选举压力，因此对以巴冲突课题的反应不大，也没必要。
印尼抵制运动不亚于大马
回看大马情况，这次我国的杯葛浪潮范围也比以往来得大，从麦当劳、星巴克、雀巢到本地品牌ZUS，一些小型商场至今依然响应杯葛运动，转而售卖同类的本地产品，服装店也持续售卖印有捍卫巴勒斯坦字样的衣服、围巾、贴纸等。
不过，贝尼认为印尼的抵制运动强度其实不逊于大马，甚至比这里更激烈。许多印尼商家担心遭抵制和破坏，被迫遮盖被抵制商品的商标，甚至下架相关商品。
一些企业不仅与以色列切割，甚至明确支持巴勒斯坦。
“印尼的麦当劳不仅表态支持巴勒斯坦，还在餐厅挂上巴勒斯坦国旗和气球，鼓励员工穿戴支持巴勒斯坦的围巾；至于跨国食品公司达农（Danone）也表态不支持以色列，也没有对以色列进行投资，尽管该公司创始人是一名犹太人。”
马反应不影响国际对东盟看法
蓝中华认为，大马是小国，影响力有限，因此基本上这些动作都无法引起国际社会很大关注和仿效，也不会影响国际对东盟的看法。
“毕竟大马立场自60年代就从未变过，甚至曾修改法令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大马开设公司，国际社会早已习以为常。”
他补充，大马向来很想在以巴课题中当领头羊，但实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仍非常小，目前仅透过如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团结互助的工作，在联合国提呈议案中谴责以色列，或试图在东盟峰会里提高课题的关注度。
“至于实际的军事或大量经济援助，我们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