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生命权(下) | 死囚非全是恶魔 饶兆颖:很多是环境受害者

有些死刑囚犯是环境受害者,但他们要面对死刑最严重的刑罚。

报道:陆世敏、吕韦翰
照片:受访者提供

曾接触不少死囚的饶兆颖说,并非所有死囚都是恶魔,更多时候是来自普通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孩子。(取自社交平台头像)

还记得被新加坡法庭判死刑的大马青年杨伟光、张俊炎和纳加德兰吗?杨伟光和张俊炎获得特赦,改判终身监禁,纳加德兰在今年四月行刑,曾经协助这三人的人权律师饶兆颖说:“有些死囚并非是无恶不作的恶魔,他们更多的是普通人的孩子、哥哥或者弟弟,就像你身边的人。”

目前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饶兆颖表示,有些死刑囚犯是环境受害者,但他们要面对死刑最严重的刑罚。

“从之前的杨伟光,到最近的纳加德兰,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在案件中被他人利用的来龙去脉。如果死刑是唯一的刑法,法庭就不能够考量各种因素,给予适当的惩罚。”

她接受本报电访时说,如果没有得到特赦,他们在牢里只能等待被处决的时刻到来,个中滋味不难想象。

“你在狱中的这些年,肯定是一种精神折磨和虐待。不是当事人无法感同身受,以平常人角度来看,也知道那种滋味不太好受,更何况是死刑囚犯的家人。

“新加坡在囚犯被处死前,会叫家人为囚犯买一整套衣服,然后拍一张类似毕业照的遗照,以便给家人朋友留恋。可是他家人拿到那一张照片时,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活人,明天就是冰凉的尸体,这也是很残忍的。”

她指出, 很多死囚来自弱势群体,在司法的路上面对不少难题,比如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抗辩或援助,却面对最严重和不可逆转的刑罚,所以一些人开始反思“死刑是不是最合适的选择”。

应考量死刑是否最正确

饶兆颖说,死刑不是非黑即白的课题,而是需要考量到不同面向,最具争议的莫过于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死刑是否最正确的选择。

“有些人反对死刑,因为他们看到司法的不完善和不公,从警察、检控官、律师到法官都是人为,会出错的可能性很大。若出现误判,可是无辜之人又被正法,最后要如何补偿?

“若说证据充足,应不应该给犯人第二次机会,在监牢里改过自新?或者说你杀了我孩子,是不是就可以合理化政府或一个人去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的行动?”

她本身支持全面废死,不过也坦言,目前还有很多方面尚需考量,比如替代方案,被害人的正义,或修复式正义是否可行等。

“政府同意废除强制死刑已经迈开一小步,让大家继续讨论全面废死,可以从各种层面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民众看法会随个案改变

2012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犯罪学名誉教罗杰胡德与律师公会合作,在马来西亚展开有关死刑的调查,结果发现人们对死刑的看法随着个案而改变。

饶兆颖指出,大众对于死刑的意见很多时候不是绝对的,很多人是因为不同个案出现不定(fluid)的想法。

“在做民意调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随着问题深入,一般人的意见会改变。比如说,如果问题是简单的是否支持还是反对死刑,一般人会毫不犹豫选择支持,但如果进一步询问,或许出现不一样的答案。

“假设有位母亲,她企图谋杀丈夫,你会赞成判处死刑吗?很多人也许会说赞成。但再深入地问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妈妈和她的孩子是20年来饱受这男人毒打折磨,逃不出对方魔掌,最终做出那样的选择,法官判刑时是不是可以考量这些背景,做出适当的刑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许一般人也会争论有这位母亲是否应该被处死。”

她说,根据罗杰胡德的报告,随着问题的深入,大众对死刑的坚持就不会那么强烈,尤其是有其他因素犯罪的个人,死刑不是唯一的选择。

杰拉德佐瑟说,如今我们已不是生活在“以牙还牙”的旧时代,因此死刑必须废除。(由受访者提供)

人权委会:处决罪犯 死者仍回不来 “家属也不会高兴”

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前专员杰拉德佐瑟说,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杀人填命,天经地义”的时代,而且也不认为处决罪犯后,受害者家属会有“大仇得报”的快感。

“我能理解受害者家属愤怒的心情,也知道很难说服他们接受废死。但即便一命抵一命,家人也回不来了,他们是不会觉得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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