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派使节与马来世界建立外交 中国东南亚 自古友好-发现东盟.深读东盟
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也是最好的经贸，而在文化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更是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以及东南亚的室利佛逝（Srivijaya）王朝和马六甲王朝时代。
报道：傅思敏
摄影：黄安健
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也是最好的经贸，而在文化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更是可以追溯至中国古代以及东南亚的室利佛逝（Srivijaya）王朝和马六甲王朝时代。
国会上议员拿督斯里阿旺沙里彦指出，中国古籍记载了唐朝与室利佛逝在语文、风俗、贸易、佛教方面的关系；而中国与东南亚马来世界的关系更是在明朝时期达到了顶峰，明成祖朱棣（或称永乐帝）曾派遣使节并建立了中国与马来世界的外交关系。
他表示，尽管马来西亚是在1974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从历史上可以发现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南亚与中国从多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着良好的关系。
他在一项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的“伊斯兰、马来与中华文明在东南亚的交融”研讨会上，针对马来-中华文明在社会文化和宗教领域的关系发表主题演讲时，这样表示。
谈笑：首本双语字典由中国人校正
而在该研讨会的其中一场论坛上，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谈笑教授也表示，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关系源远流长，因为从汉朝开始，中国就派出使节前往东南亚。
该论坛的主题为“迈向东南亚与中国新型文明关系”。谈笑教授说：“在唐朝，很多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在明朝，郑和曾7次下西洋并到马六甲。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第一本马来语、汉语双语字典是在明朝由一名中国人——杨林所校正的。
“这些都是可以证明两国关系自古以来相当密切的重要证据。”
中国教授马来语至少80年
而在现代，他指出，中国教授马来语的历史已有至少80年之久。这是因为在1942年，即第二世界大战之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曾在云南呈贡建立一所教授外语的机构，马来语就是该机构教授的外语之一。
“这显示了中国非常重视与马来世界的关系。”
马来语在中发展蓬勃致师资不足
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教师被调往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因此成为第一所设立马来语课程的大学，并在此课程下教授马来语和印尼语。而首个马来西亚马来语专业则是由吴宗玉教授成立。至于在最近，谈笑透露，在今年9月，吉林外国语大学也新开设了马来语专业。
谈笑说，马来语在中国的传授已有4至5代，但马来语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也令当地面对师资问题，因此他希望能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合作，以解决师资不足问题。
苏曼托：双边人口近20亿 潜力巨大
来自印尼、目前在沙地阿拉伯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任教的人类文化学副教授苏曼托博士指出，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资本，应被发展和深化。
他在题为“迈向东南亚与中国新型文明关系”的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单单是从人口来看，就可以看到中国与东盟的巨大潜力。
“若把东南亚和中国人口相加，就有将近20亿人。这占全球80亿人口的约20至25%。”
他指出，这样庞大的人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文化对话的桥梁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在经济方面，他表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也比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还要多，因此在贸易、经济和商业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从多元宗教角度建立新文明关系
此外，他也指出了宗教在促进东南亚与中国新型文明关系的潜力。这是因为根据观察，东盟各国在宗教信仰上都极为虔诚，因此若要建立文明对话，宗教作为一个桥梁、媒介和工具是极具战略意义的。
他说，东盟各国有着不一样的宗教，如印尼、马来西亚、汶莱是以伊斯兰为主，菲律宾和东帝汶以天主教为主，其他一些国家以佛教为主，同时兴都教在部分地区也是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因此若想建立新型文明关系，应从东盟的宗教多样性的角度来看。
他举例，若要与印尼、马来西亚和汶莱建立文明关系，伊斯兰会是一个有效的桥梁，但这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如菲律宾和东帝汶。
他指出，在大部分时候，国际关系更强调外交、经济和贸易，却忽略了宗教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东南亚地区而言，宗教作为媒介来建立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国际外交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尽管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但其人民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伊斯兰、基督教，因此宗教在作为建立文明对话的媒介上具有巨大潜力。
深化文化外交消除误解
他指出，东盟与中国应更重视文化外交，因为双边的人民对彼此仍存在着许多误解。
他以印尼为例，许多印尼穆斯林在提起中国时只会想到共产主义，却不了解中国当地也有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宗教信徒。
“因此，在印尼，把伊斯兰当作桥梁是非常具有潜力的。”
他说，若要促进东南亚与中国的相互尊重，需深化和加强文化外交，以消除东南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误解。
应互相尊重平等对话
他也指出，在建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尊重时，绝不能出现一国自以为高人一等并视另一国低人一等的情况。“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对话。只有在双方都处在同一个阶级上，而不是上下级时，才会出现健康的对话。”
他强调，在建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对话时，应在真正平等的关系下进行，没有高低之分。
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
黄永宝：扩大文明对话让小众发声
为了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文明对话，新纪元大学学院陈六使研究所研究教授黄永宝建议，这样的文明对话应被延伸和扩大至更多参与者，而不是仅限于高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我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以包括更多人和民间群体。”
她表示，把从之前的文明对话学习到的相关知识进行综合、系统化和叙述化成一个文明对话的方法论，作为未来文化交流的实践指南和模板，将可以很好地为交流与对话过程提供协助。
她的另一个建议则是在文明的大伞下留有空间，让不只是伊斯兰和儒教可以发声，而是让其他较小众的声音也能被听到。
她指出，存在于东南亚的中华文化不仅仅只与儒家文化有关系，其他文化如基督文化也留下了足迹，因此在文明的大伞下，应留出空间让更小众的声音能被听到，并让这些声音参与到对话中。
亚历山大：新文明关系促进文化民主化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宗教研究学院（伊斯兰）讲师兼学术编辑亚历山大博士指出，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新文明关系将能够扭转西方国家多年来在其他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重新强调传统的价值观，包括中华、伊斯兰或其他东南亚。这样一来，将能促使全球文化更加民主化，少数族群的文化也将能够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
他表示，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从根本上压制其他生活方式；在过去200年，西方世界将其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其看待世界的狭隘方式强加到其他国家上，仿佛这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
扭转西方文化帝国主义
他指出，这些国家在过去都无法抗衡西方的这种做法，因为他们没有经济权力，也因为被殖民和地缘政治而被西方世界分裂开来。
他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先进和独立，连带着文化方面也更为独立，中国现在很大程度地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必与西方世界保持一致；同时，东南亚也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的情况，例如，马来西亚在文化上越来越自信，这种情况在过去殖民时期和马来西亚刚独立时是难以想像的。
他指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有能力打破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从而让非西方文化可以重新确立其文化表达并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世界。
